街頭頑童對抗模範學生
2013年11月4日《明鏡周刊 DER SPIEGEL》
作者：Volker Hage
一百年前卡繆誕生了。他挑戰巴黎知識圈耀眼之星沙特的政治和哲學觀。僅享年46歲的卡繆 – 竟然無法活著見證自己正確的世界觀。
一個名人是什麼？ 1946年卡繆在日記中寫下 「那該是名字在他乃屬次要之人」。本週原本該慶祝百年壽辰的卡繆不沽名釣譽，他最偉大的對手沙特秉承同樣特質。沙特比他大八歲，且多活了二十年。
卡繆和沙特。兩人都是戰後巴黎知識圈耀眼之星、存在主義者，知識精英，文學發言人。他們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思想衝突的象徵性人物。他們二位智識激辯所留下的烙印遠遠流傳法國之外。
1952年夏天他們在大庭廣衆面前的決裂對立，竄升出一把烽火把世界帶向一個政治十字路口。這個正值冷戰之際產生的裂縫，兩極化彼時政治立場。數十年來卡繆和沙特，孰對孰錯？爲了遙望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不惜動用國家恐怖主義？還是說應該堅守人道原則，摒除為主義而犧牲人類的立場？明確地說：要共產主義，還是民主主義？要古拉格與公審，還是自由？
基本上，卡繆和沙特自始就互相對立。他倆都是故事作家、劇作家、散文家，文學和戲劇評論家，也是哲學家和主編。倆人同是一出版社的發行人。雙雙獲得諾貝爾獎。卡繆於1957年喜出望外地領獎。沙特則於1964年傲慢地拒領獎項 – 可想而知，他覺得被羞辱了：「卡繆竟然在我之前獲獎？！」
另外，還有一個不太爲人所知的共同點。這兩人熱愛他們所處社會中的女性遠遠勝過男性。「爲什麽熱愛女性呢？」卡繆1951年在日記裏自問道：「我無法忍受男性社會。他們不是對人阿諛奉承，就是把人將之定位標簽化。這兩類人都令我難以忍受。」早在1940年沙特就在日記裏寫下幾乎相同的語句，說他對「男性社會感到百般無聊且苦不堪言」。而且很少見過有女性對他不理不睬的。
很長的時間人們都視他倆爲朋友，視爲同盟。但是，卡繆無法掩飾對圍繞著沙特和波伏娃夫婦巴黎知識小集團漸行漸遠的冷感。雖然他盡情與其他人討論、徹夜飲酒、跳舞、狂歡，卻自始至終是一位鬱鬱寡歡的獨行者。
沙特羨慕這個亮眼好看且受衆人簇擁的法裔阿爾及利亞偶像，這位「來自阿爾及利亞的街頭頑童」，他後來這麽稱呼他。自視為法國資產階級新興幼芽的他，想用最極端惡劣的方式與卡繆脫離關係。然而卡繆為自己的出身感到驕傲，且終其生未否認過自己的根。
1943年夏天戰爭隆隆之際，這兩位野心勃勃的男子在被佔領的巴黎首度結識。卡繆前去觀看沙特話劇 《蒼蠅》 的首演。然後他們不時在聖日爾曼德佩區（Saint-Germain-Des-Prés）的咖啡廳或私人住所，與一小群藝術家和哲學家會面。
早在知識人和意識形態思潮惡性競爭發生之前，他們兩人之間的較勁明顯出現。較勁與女人也不無關係。
沙特有次自問，不斷接近女人難道不是「爲了從醜陋自我的重擔解放出來嗎？」1944年初他給長年心腹波伏娃的一封信中寫道他如何戰勝了情聖卡繆。關鍵人是唐妮雅。唐妮雅的姐姐偏袒沙特而對妹妹苦口婆心「她以爲老追逐著卡繆能怎樣，她能從他身上得到什麽？」是他，沙特，才是最佳人選。而且人那麽好。
當年的幼稚情懷，當然地為幾年後「劃時代理論探討」（伯納德·亨利·列維Bernard-Henri Lévy）的爆發埋下伏筆。尤其西蒙娜波伏娃顯然對卡繆表示過性好感，但被他拒絕了。
至此仍相敬如賓。當沙特1945年在美國談到「法國新文學」時，說此乃：「反抗運動和戰爭的結果」。而信誓旦旦：「這個理論最佳代表性人物是30歲的阿爾貝·卡繆」。因在被佔領的巴黎發表非法文章動輒危及生命。
1944年春天卡繆成為地下報 《戰鬥》 的主任，解放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且合法化後，他仍然身為該報主編。他的社論在巴黎蔚為風尚，而被賦予反抗記者的稱號，水漲船高地助他聲名大噪。
沙特於1945年創立文學和政治評論月刊《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意圖收編卡繆為他致力文學的理念效勞。在地下組織裏，大家已然認知必須捍衛言論自由。所以當今作家應該在各人作品裏頭「充分參與」。
卡繆首先在自己日記中反應了他的參與：「我倒覺得“人民參與”要比“文學參與”來得可貴。」他拒絕把寫了一首關於春天詩的人，視爲「資本主義之僕」。
更令他怒不可遏的是1946年沙特當著他的面駁斥他對蘇聯的道德批判，理由是「數以百萬人被驅逐出境雖然要比私刑拷打一個黑人來得糟糕的多；不過數百年來死于私刑拷打的黑人，畢竟多於被驅逐出境切爾克斯人（Tscherkessen）」。
爭議終將難免，最初是小範圍地。卡繆無法忍受為更高的理想而犧牲人命的企圖。有次聚會他憤然摔門揚長而去。
他以文學為媒介，捍衛他的立場。在他1947年出版的小説 《鼠疫》 依稀這麽說：「但有人對我說，死了幾個人也是不得已，這樣才能引進一個再也不殺人的新世界。話説得好像不錯，不過也有可能我根本高攀不上這個境界的高度。」這既是嚴峻的諷刺，又表明遏抑不住的苦澀。
此時卡繆已然爬上名望之顛峰。《鼠疫》 售出數十萬本，暢銷全球。甚至1942年刊出的論文 《西西弗斯的神話》 也成爲戰後家喻戶曉，國際上廣爲津津樂道之作。
作為一個作家，這位生於阿爾及利亞且在那裏研讀哲學的男孩，早就把來自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模範生的競爭對手遠遠抛在身後。
1951年秋天他出版的論文《反抗人（Der Mensch in der Revolte/L’homme révolté）》 ，一份人道關懷康莊大道的藍圖，讓卡繆再次以理論家的姿態出現。卻未料就此與以沙特爲主的巴黎知識集團展開激戰。
彼此互有的尊重還足以讓第一章（“尼采與虛無主義”）順利在《現代》雜誌印出。接下來一片死寂。編輯組的同仁知道，卡繆期待著一場討論。沙特贊同寧可寫一篇批判，也比死寂要好。一位29歲的同仁上馬待陣。毫無友好姿態，特別這位審稿人期冀一鳴驚人，於是寫出一篇激烈抨擊的評論。
善感的卡繆，即便生性善辯好戰，卻也深受打擊。他還犯了一個錯誤，針對這篇評論他作出詳細的答覆。接下來發生的是一個人爲的悲劇。但設若沒有卡繆和沙特後續反應，世界可能就錯過了一次極富啟發的立場白熱化，且決定了今後幾年政治辯論的主軸。因爲這一切都在冷戰大背景下發生。年少之時曾經加入共產黨員一段時間的卡繆，奮力反擊，他不願意僅僅因爲獲得社會右翼人士掌聲，且因爲無意作爲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事實，就必須面臨右傾的指控。
他囘問，人們準備如何評價蘇聯共產黨和史達林的罪惡？如何一面高呼「理論上解放個人」，同時卻又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奴役人類」？
沙特感到面臨挑戰。他也刊登在同一期雜誌的答覆毫不留情。這篇論文陰險惡劣，卻也是一篇為個人論戰的宏偉傑作。文本意在傷口灑鹽：一個對政治和哲學神聖殿堂的否定。此文旨在消滅卡繆。
沙特在此文首句就與他一刀兩斷：「親愛卡繆，我倆的友誼向來不容易，不過我還是會很懷念。」接下來極盡能事指責污衊地嘲諷，直至尖酸地質疑卡繆自視為理論家的資質：「若您的書最終僅僅證明您是哲學低能怎辦？」。這還不夠，外加一句：「或許您不善於思考？或許您的思考既模糊又平庸？」
沙特卻也出賣了自己：「是的，卡繆，我也和您一樣覺得這個立場不合理：但是同樣不合理的也是所謂“小資報刊”的論調。」同樣不合理？聼來是一個要求答覆的挑戰。卡繆雖然起草一份回函，卻置于抽屜裏。
他不準備繼續玩下去。「這個長久被壓抑的仇恨突然爆發」徹底癱瘓了卡繆，他後來給妻子信上這麽說。他撤出戰場。「革命精神的暴發戶，暴發戶和法利賽人的正義」在日記上他寫下這樣的句子。「有一種欺詐行為，那就是對兄弟進行詆毀、譴責。」
數年以後卡繆獲得諾貝爾獎，在斯德哥爾摩新聞記者招待會上被問及他與沙特之間的關係，他很緩和地回答：「我們的關係好極了，這位先生，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啊！」等到問答採訪開始後，他更加清晰地說，他從來就不認爲一個作家能夠對「時代悲劇」視若無睹。
「二十世紀身為作家的我們將永不孤獨。另方面，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無法逃避人類共同的苦難；作家存在的合法性，如果有的話，也僅僅在於，只要我們能夠，就要為無法發聲之人說話。」
從今天來看淺顯易見，歷史站在誰那邊。卡繆眼清目明。然而至死他深深覺得被歐洲攫取了話語權的左傾人士打敗。反之，連對東歐新上演公審批鬥都無所謂的沙特，反而被視爲陣營交鋒的贏家。直到卡繆早已過世，沙特末了還成了1968年學生運動的聖像。沐浴在一片喝彩當中，他參加遊行示威，與罷工工人對話，面臨被捕在所不惜。他擁護中國文革，對獨裁卡斯楚或金日成表示理解 – 包括號稱紅軍派的一支德國左翼恐怖主義組織（Rote Armee Fraktion，簡稱RAF）。
1973年在一次明鏡採訪裏，沙特解釋道：「有些革命力量非常有意思，譬如巴德-梅茵霍芙-集團（RAF Baader-Meinhof-Gruppe）」可惜他們的出擊「或許操之過急」。1974年他到Stammheim 親自拜訪安德列亞斯·巴德。
很有可能，若是沙特心愛的敵人能夠一直在旁耳提面命的話，晚年差錯或可倖免。
1960年一月，卡繆46歲在一次車禍喪命，沙特撰寫了一篇震撼人心的訃文「對所有愛他的人而言，這個死亡荒謬地令人情何以堪。」接著，卡繆陡然成了「我們人文世界的重要支柱」，他是「我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對稱張力」，他的思想「全面體現法國歷史以及我們這個世紀」。
15年後沙特臨界七十歲，離他生命盡頭尚有五年時光，在一次《現代》雜誌的採訪裏再次被問及與卡繆的關係。他的回答是：「阿爾貝﹒卡繆可能是我最後一位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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