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音會 Das Vorspiel

Wenn Nhassim Gazale, der Bewerber aus Chile, Kontrabass spielt, dann sieht es aus, als tanze er mit einer dicken, traurigen Frau. 來自智利的候選人Nhassim Gazale 彈奏低音提琴時，看起來好像是摟著一位傷心的胖女人溫存地跳舞。

《時代周報 Die Zeit》2011年2月17日



作者：Carolin Pirich

試音會 Das Vorspiel （Deutsche Version）



來自世界各地年輕的低音提琴手來到柏林一決勝負：一整個週末，他們演奏音樂各顯神通，為的只是應聘音樂廳交響樂團唯一的空缺 – 這個職位決定他們的未來。




Immer wieder derselbe Lauf über zweieinhalb Oktaven – und am Ende entscheidet auch die Tagesform der Jury. 兩個半八度一次又一地重覆著- 最後一天的程序也由陪審團來決定。

 昨夜Conrad Reber的夢裏，不再出現 Dittersdorf，Koussevitzky，Beethoven的樂曲。他睡得很沉，現在他信心滿滿。一位清潔女工在他身邊吸塵，然後就離開了。Reber四下打量這個房間，他們讓他在這裡等候。這裡是獨奏家的更衣室，狹小而空蕩蕩，但有一扇窗子。牆上掛著一面大鏡子。門上方有一個擴音器，它很快就會傳喚他。這裡還有一架鋼琴。鋼琴牌子在他東德的孩提時代就認得，霍普菲公司製造的，號稱卡門。Reber打開琴蓋，隨意摁下一個琴鍵，不禁撇撇嘴。顯然走音。



外邊，太陽從柏林另端的屋頂升起。一群手持咖啡杯身著深色衣飾男子，闊步走過御林廣場（Gendarmenmarkt）。窗外一列人群的姿態手勢，顯得非常有自信，他們即將走進來分據廳内的辦公室。Reber把窗戶翻轉斜開，打開他帶來的折疊凳，拍拍黑襯衫和領帶，重新繫好他刷的亮晶晶為音樂會而穿的皮鞋。然後，他把低音提琴拉向自己。打開套子拉鍊，一隻手把樂器拉向頸部，另隻手撤下套子。先從小盒子拿出弓，用琥珀樹脂擦拭一遍，松香彌漫。他的動作緩慢有致。如是緊張心緒逐漸釋放。今天的數分鐘内將是一個重大決定，所以一切不得有誤：他的臺步。他道早安的聲音，音波將廽盪大廳。他音樂演奏的清晰度和節奏感。還有些無法言傳的東西。假如他現在開始好整以暇，稍後他自能鎮定沉著。


Reber坐正，把弓滑在弦上。音樂立即飄蕩整個房間。就該這樣。

Konzerthaus Orchester 柏林音樂廳交響樂團

柏林音樂廳交響樂團徵聘新的低音提琴手已經有一年多了。今天的試音只能夠有一位樂手脫穎而出。總共有94位應徵者，被邀請參加面試的候選人只有52位。應徵人寄上自己的履歷，履歷説明他們曾經所有的犧牲和努力，自幼目標清明訓練嚴謹。還附上照片，許多人從孩提時代就走上音樂的道路。


其中也有來自韓國的Je-Jun Kwak，他15歲離開了學校，一路攜著他的低音提琴來到德國 - 孤單一人遠泊他鄉。



還有來自保加利亞25歲的 Krasen Zagorski，Sofia市的國家音樂學院中他算是少數頂尖的，來德國留學深造，是因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靠音樂養活自己。


中國明星鋼琴家Niu Niu才年屆十三


來自威斯巴登市的Christian Poll，今年35歲，他樂器的價值，等於許多其他人投資一輛中型汽車的價譜：35.000 歐元。


再來就是Konrad Reber，25歲，來自萊比錫和德累斯頓市之間的一個村莊。他曾經是一名赫赫有名樂團中的樂師。可惜工作合同只限一年，所以現在他必須重新開始找工作。


最年輕的候選人年僅22歲，最老的36歲。分別來自智利，中國，澳大利亞、美國，以色列和韓國。


他們曾都就讀音樂學院，拜謁過著名大師音樂班，贏得各項比賽。他們的履歷無懈可擊。即便如此，這次試音，對許多人而言，可能是尋求樂團音樂家職業生涯中的最後一次機會。所以幾乎所有音樂家在這篇文章都不以真名出現。這個世界非常小。假如他們曾在某個地方應試未果，續轉他地謀職就會非常困難。許多人也擔心這一天結束後，從此被標記為失敗者。


御林廣場上大樓辦公室的上班族，或許聽得到Konrad Reber低音提琴的嗡嗡聲，但他們不知道斜開窗縫的背後，是一個正在為生存奮鬥的人。雖然德國有133個樂團，四分之一的樂團得到來自全球各政府的資助。但是，十年前從德國音樂學院畢業的音樂家約有1500名，今天多達2000名。同時許多音樂廳面臨關閉，音樂家職位被裁減。而角逐碩果僅存樂團職位的競爭越來越全球化：越來越多優秀的古典音樂家從世界各地湧入他們内心渴慕的德國，這些人似乎也越來越年輕，越來越優秀；要求越來越謙遜，胸懷越來越謙虛。


沒有一個德國歌劇院，能夠不網羅到韓國聲樂家，而自認陣容完美。在委內瑞拉有25萬兒童從三歲起，每週接受六天管弦樂授課。全國各地設有幾十個音樂中心和15000名音樂教師，進行軍營式的教學。而中國新興明星鋼琴家Niu Niu一場演奏，就擁有五億電視觀衆觀賞。他才13歲。


在中國和韓國，掌握古典音樂被認爲是特殊身份的象徵，約8000萬名兒童學習某樣樂器，許多小學的學童上特殊音樂學校，那裏他們接受普通正規課程和音樂教育。這樣的音樂學校獎勵優秀成績，嚴厲制裁成績不理想的學童。能夠安全畢業的學生，一般都會被老師推薦到德國的音樂學院深造。本年度這個學期德國的音樂學院總共招收了8133名管弦音樂家。其中4757名 - 一半以上 -來自國外。


候選人對自己樂器的鍾情可以比擬賽車手對跑車的情感


『一個人不管多麽出色也無濟於事，』在安靜的獨奏家更衣室裏Reber說道『最終還是要靠運氣。』


Konrad Reber有一個光滑，心形的臉龐。濃眉之下是一雙綠色的瞳孔。他的嘴唇看起來好像總掛著一絲笑意。以他的年紀面臨試音的壓力，其實太年輕了。但他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我太太「越來越不安」了』他說。


在這個決定性日子前的兩個星期，Reber在薩克森州家中壁爐放入一個木塊。他的低音提琴立在冬季寒瑟的隔壁房裏。他與妻子和孩子居住的小房裡，沒有暖氣，所以租金很便宜。主人招待咖啡和糕點，在閃爍燭光裏，Reber娓娓訴來他生活伴侶低音提琴的故事。他之所以學低音提琴，是因為他的父母要他學，並不是他自己想學。他的父親曾在一所歌劇院樂團擔任單簧管手，他的母親是音樂老師。『我們的兒子必須學習一樣「真正的樂器」，譬如低音提琴，任何一個樂團永遠需要低音貝司手』他的父親說。


對低音提琴的興趣是後來培養出來的。在父母的指導下，Reber日復一日地練習。有一天他竟然坐在薩克森州青年樂團當中。他們共同排練Richard Strauss的《死亡和 廻光Tod und Verklärung》。這是第一次他清楚地感受到低音提琴在一個交響樂團裏能夠產生什麽樣的效應。他的低音如何地輕快飛揚。高中畢業考的同時Reber參加音樂學院入學考。他考上了。


『讀大學的日子裏沒有人會擔心，日後是否能夠靠所學專業生活』這個下午Reber在他的房子裏說道。地板上散置玩具和女兒的蠟筆，牆上掛著一幅照片，照片裏的他還留著當年綁在腦後一束長長的頭髮。在他前往他生平首次試音前，他削髮了。


大學快畢業前Reber買下第一件屬於自己的低音提琴。他付給業已退休的低音提琴賣主8000歐元。試音的表現不僅僅在於優秀的演奏技巧，也在於候選人所攜帶來樂器的音質。Reber在柏林的這一天看到應徵者帶來的樂器，暗地裏他們互相愛慕對方的樂器，如同賽車手傾心對手的跑車。爲了得到交響樂團的一席之位，年輕音樂家通常不得不事前作出大筆投資。雖然許多樂團配有自己低音提琴，提供成員使用，有的高貴而古舊，價值約在5萬-10萬歐元上下。


Reber參加過科隆，法蘭克福和柏林樂團的應聘試音。有一天終于被一個赫赫有名擁有悠久傳統的管弦樂團錄取。可惜他們提供的合同僅一年為限。跟隨著名指揮他使用一件樂團配有的高尚低音提琴的那段日子裏，他還清了當初為試音買下提琴的債務。一場音樂會的台下觀眾可知，高雅文化的核心是由多少音樂人的艱難生活而成形？


Reber思考了好一會兒，才確定如何描述成爲管弦樂團一員的感覺。『那一瞬間給人感覺雞皮疙瘩的。』他終于吐出心裏的話『好像才終于了解，你做這一切到底都是為了什麼。』


但是那一年終于結束了。從那時起，Reber開始領取失業救濟金。現在，他坐在獨奏家更衣室裏，等待擴音器終于逬裂出他的名字。


候選人的邀請函裏註明，音樂廳交響樂團想要聽的曲目：第一輪是Dittersdorf，Vanhal，Hofmeister 或是Sperger的樂曲，接下來是Bottesini 或是 Koussevitzky的獨奏樂。最後則是來自歌劇和交響樂前後不連貫的段落，不同格調，不同作曲家，快速前後呼應。好似一種強化音符的訓練圈。極少數候選人能夠完整演奏完畢。大多數的人第一輪就慘遭失敗而退出。


Reber早就不需要樂譜，他熟悉每一條曲目。但是每一囘走上試音的舞台，他都會心跳加速。所以他把樂譜帶上，作爲他的精神支柱。在樂譜的第一頁，他畫了一個笑臉。提醒自己，這裡進行的一切真的有趣無比。


音樂廳的舞臺入口處兩位低音提琴手相互握手，他們最近才認識：同樣的情況，不同的城市。第三位正在手捲香煙，頭低垂著，他的深沉專注彷彿是一個無形的保護殼，唯恐被突然冒出的一個字而打破。


弗萊塔先生是樂團門房 – 大塊頭 – 他數著列表上競爭者的名字：登記的只有25個人。Aleksander Buczkowski因爲突然必須參加一場演奏會，無法以試音之事推辭不參加。Christian Poll以腹瀉的原因告假。自我感覺不佳的人，就會自動取消試音邀請，因爲應聘試音，不僅費心費神費時，還要花錢。對許多交響樂團而言，只有進入第二輪篩選的候選人，才允許報銷差旅費。


弗萊塔先生把一個個名字劃掉。今天不克前來的候選人，也不會再有下一次邀請。他一一陪同候選人走入指派房間，並打氣『加油！加油！』。通常很少會有人回應。若真有人言謝，這人肯定落選。『這是古老的舞臺智慧』弗萊塔先生說。


通往舞台後面的走廊，層層相似，灰暗狹長，每邊設有調音室一間挨著一間，像是一個不很豪華的酒店。候選人一個接一個走進四樓小房間從大鋼琴摁出A調，嘭，嘭，然後用一個小儀器測量震感。接下來他們各自在房裏調音。


現在整幢房子洋溢著低音提琴的低哼，每個人各自進行，但整體聽起來卻像是沉重緊張的昆蟲鳴叫。


試音會的第一天，來了由七名樂團成員組成的陪審團和一位交響樂團董事會代表，後者必須確保一切正常進行。候選人的場次順序，結果討論，投票選舉。陪審團第一天審評後脫穎而出的候選人，接受第二天整個樂團成員評選，如此誕生出他們的新同事。


陪審團，在今天上午其實是音樂廳管弦樂團的七位低音提琴樂師。他們要尋找第八位樂師。所謂的合奏師，這個人在大眾面前必須扮演成員之一，他對樂團而言必須穩靠無比。陪審團並不想要最好的，他們希望找到 - 一位最適合樂團的人，不僅僅是音質感也還是同事愛。因為他們這囘選出的人，將是他們的終生夥伴。


音樂廳長廊上「老外」的稱號忽隱忽現


這個自選音樂同事程序的秘密性可以媲美教宗選舉 – 對内民主之至，對外則絕口不提。即便針對這次《時代周報Die Zeit》的追蹤報導，樂團内部也作出投票表決。議論開始紛爭不休，最後終于一致同意，接下來這兩天就再也沒有人表態，沒有人侃侃而談個人想法。


陪審團坐在大廳天鵝絨椅子裡。一位女士和6位男士，他們穿著燈芯絨褲子，羊毛衫下是筆挺的襯衫。這七個人都熟悉試音的狀況，每個音樂家自己都經歷過：赤裸裸地暴露于眾，把命運交付給當日 – 包括他們自己和決策者。現在他們都安穩地坐在椅中，決定別人的命運。整個場景充斥著一份神聖無比的肅穆。他們坐的位置不能太靠後，也不要太靠前。如此才能聼得最佳音質。但也是如此，才能構置出候選人和陪審團之間令人哈欠連連的空白。而這份空白必須由他來填滿。


還是她？


Yasako Mashimoto輕柔地坐在底樓，她若願意真可舒適地蜷伏在她低音提琴盒套裏休眠。她買了一台通常人們用來運輸搬家箱或啤酒箱的手推車。Mashimoto用它來載運她的低音提琴。低音提琴有15磅重。如果她拉著它走過石鋪路，雖然會顚顚擺擺，不過沒關係，她說：『它不是瓷做的』。


Yasako Mashimoto的頭髮美麗地盤捲在後腦勺，幾根髮絲好像很不經意地飄拂臉龐。她為音樂會而穿上的緊身黑禮服外面，披裹著一件奶油色的披風。今晨她從交響樂大廳長廊遠遠走來仿佛飄然而至。一些她的競爭對手納悶，一件那麽重的樂器怎麽到她手上看起來竟然那麽輕柔柔？


這位嬌小的日本女人 - 乍看之下，如同許多來自亞洲和東歐新進的競爭對手，他們突然成爲試音會的矚目焦點。他們默默地來也默默地去，仿佛他們沒有過去沒有歷史。在這廣場音樂廳内的長廊裏談論低聲進行著，而「外國人」這個字眼反覆出現。乍聼之下並不太友善。


德國愛樂迷希望看到國際性組合 - 郎朗和Netrebko – 但是德國音樂家需要一份工作。音樂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水準也越來越高。今日音樂家必須與頂級獨奏家錄放出來的音質競爭，光碟的音質尚且經過特殊音響技術人員加工而成。今日誰想要走上樂團音樂家的專業，必須熟諳樂譜的程度，是多年前只有獨奏家才必須具備的火候。而且音樂學院學生必須趕緊加油及早畢業：如同運動員的耐力和動感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退化，同理可証于音樂家手指和肌肉的靈巧度。超過35歲以上的人，幾乎沒有機會被邀請參加試音。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最近才公開重新定義候選人年齡限制：超過28歲以上者請勿投件。


只要你願意聆聽, Yasako Mashimoto也有故事可說。孩提時候在音樂學校，她總是坐在鋼琴前飛快地彈奏各個練習曲。但她真正想學的是低音提琴。像她父親在札幌交響樂團職司貝司手一樣。貝司的音質，那麽深邃，那麽低沉，『美麗極了』她說，同時她纖細的身軀開始搖幌。Mashimoto開口說話時，必須先思考一下。找到了合適的詞彙，這才輕鬆地笑開了。


日文裏沒有「低音貝司Kontrabass」這個字彙，所以Mashimoto直接用德文來表示。十二歲時，她父親檢查她的手指是否夠長，手掌是否夠強。他沒有把女兒送到昂貴的特殊學校，而是嚴厲不懈地親自教導自己的女兒。花了幾年的功夫，手指頭上的老繭長得夠厚以後，手按粗厚的琴絃，指尖才不再疼痛。


Mashimoto把雙手捧著的茶杯放下，把掌心翻開向上。在右手食指上拱成一個疤狀腫塊。『這裡是拿弓的好位置』她說。


2006年春天Mashimoto從東京音樂學院畢業來到德國，當時她24歲。在日本的父母非常傾心的一位教授，她希望能夠拜師門下。他真是『太精彩了』她說，他教會她如何用眼睛聆聽，如何用耳朵凝視。去年夏天，她從教授處結業完畢，可是Mashimoto不想回國。『日本的樂團、、、像機器一樣』她說『他們的演奏總是力求精確。』


她的父母給她半年的時間。如果她半年後還是沒有找到工作，他們就要女兒回日本去。


樂團大廳的鋼琴旁邊出現一位髮式嚴謹的女士，撫平褲管，按摩一下手指。她是低音提琴的伴奏，整整三個小時的時間她將反覆彈奏Dittersdorf的曲子。


第一拍最困難：這是兩個半八度從 D調到高A調的一個轉折過程，音樂家通稱這個轉折為「曼海姆火箭」，因為這是18世紀曼海姆音樂學校的作曲家常用的音階。而到作曲家Dittersdorf，這個音階轉折到一個單一音符，然後重複。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掌握良好，同時持續張力。貝司手必須把身軀彎曲置於低音提琴之前，最後手指必須能夠按到指板上高A調的音符。雖説只是掌握幾個節拍 –卻意味多年的練習功夫。


現在，擴音器吱吱作響把音量投向調音室。


『Je-Jun Kwak!』


『Yasako Mashimoto！』


『Konrad Reber!』


Yasako Mashimoto飄逸地走到台上，右手拿著她的低音提琴，仿佛在她手裏的低音提琴突然失重。盤旋腦勺的髮絲飄動，當她演奏的時候，面帶微笑，雙眼緊閉。一位年輕的法國女子很快地把鼻子上的眼鏡向上推一下，不似其他人總是自下而上，她手中的弓自上而下驚人地輕快飛舞。下一位候選人的樂器聽起來有點像擠壓盒，看來這一天對他而言糟糕透頂。接下來這一位來自智利，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在彈奏低音提琴，反而好像是抱著一位傷心的胖女人溫存地跳舞。當他離去，大廳一片寂靜。


座位上的法官們在名單上塗上加號、減號或是寫下形容詞。「安靜」，「柔軟」，「討好的」，「完滿」，「旋律優雅」。最後在每個名字後頭，畫下一個加號或減號。末了大多數是一個負號。


Konrad Reber上臺進入眩光焦點之際，恰好剛過11點。他的聲音堅定依然：『早安！』他是第一個向觀眾席問好的人，這些人可能會成爲他的新同事。假如他那顆心一如往常最遲這時開始不安，幸好這一囘，倒完全看不出來。


爲了今天Reber帶來了一件新樂器。他正在臺上小心翼翼扶正的這件低音提琴，比他畢業前買的那件還要古舊，約有一百年之久。音質明亮有力。一次又一次參加試音後，許多樂團曾經告訴他，雖然他演奏得不錯，但是他的樂器聽起來太輕，有點沙啞。因此，Reber借來這件低音提琴，還串上新琴絃，專門獨奏用的琴絃。聼起來『比較有現場感』他說。


隨著閃閃發光的低音提琴和新換上的琴絃Reber在台上發射曼海姆火箭。彈到高A調時他達到了一個精確著陸點。過後他應該能夠對自己說，他的確『充分，自由和清新的創作音樂了。』


『謝謝！』


中斷的喝令來自第五排，冷靜簡短而堅決。『第二樂章，請開始！』這可是一個好兆頭？


試音該是一個樂團音樂家職業生涯裏最嚴格的一次瓶頸關頭。德國訓練有成的音樂家能夠通過這一關的人還不到四成。其餘的音樂家只能朝向音樂學校發展，或是以自由音樂人的身份謀生。而這樣的人在不斷增加中。德國藝術家健康保險報告披示1995年有2萬名自由音樂業者，去年則達到4萬5千名 - 足足超過兩倍之餘。


一位小提琴家試音失敗，他還可以在三重奏或四重奏擔任一職。一位無法謀得樂團職位的古典音樂低音提琴手相對地要困難得多：因爲基本上根本沒有太多小型管弦樂團的低音提琴樂曲。期冀潛伏深海之下多年訓練有成的音色，有朝一日能夠在一個交響樂團當中揚起 - 僅僅只是極少數的人能夠達到的目標。


低音提琴是一件帶著音樂家走向死胡同的樂器。


Konrad Reber等待判決。他等了很久


最艱苦等待的幾個小時裡，舞台上的候選人輪番替換。走廊上的門被打開，又關在深深城堡之中。Yasako Mashimoto和Konrad Reber苦苦等候裁決。Michael Sander則仍然等候自己的名字被人喚起。


Sander跟一位來自以色列的女性候選人分用一間房。當他到的時候，她剛吃完一個蘋果，對他微微笑著。她的這一天似乎很美好，她的低音提琴紮實，她自己則如同安靜的房間散發一片寧靜。隔壁有人彈奏，聽起來很不錯。鏗鏘有力。別再聽下去了，太危險了。


Sander有90公斤重是一個健壯男士，一頭黑色而剪式精准的短髮。他臉色蒼白有如很少出門曬陽之人。『那是因為我大多在地下室練習』他說。


被他稱為地下室的房間其實寬敞明亮，Sander是一所歌劇院的院士。院士其實就是管弦樂團的榮譽旁聽生。他有一份固定低微收入，而且有整整兩年的時間與一流的音樂家共同創樂。院士經常會被邀請去試音，因爲他們都證明了性格的持久力、演奏能力。而且大多矜持謙卑。


『您可知道Patrick Süskind的低音提琴？』這本書Sander讀過好幾遍。它講的是一個感覺不被樂團重視的音樂家，憎恨他的低音提琴有過於熱愛它。這個樂器太沉悶，太笨重，太壓抑了。這一切，都成了塑造他成爲一位宅男的原因，甭說浪漫情史，連一份穩定的伴侶關係都沒有。


『句句實言！』Sander說。他自己跟書中主人翁完全一樣。這輩子他還沒有交過女朋友 - 只與低音提琴為伴，這個有腰圍和臀圍的東西。


『我説話一向比較誇張』Sander說，可是當別人去參加派對或出遠門度假，他的確都守著他的低音提琴不斷練習。這個巨大笨重的樂器像是一個足部枷鎖：它減緩速度，壓抑局限，把它的主人鏈鎖在家。『僅僅兩個星期放假不碰它，保證手指細微動作的技能開始遲鈍』Sander說。有人擔心地請教他是否應該進入音樂界深造。他表示『假如你沒有嚴肅思考過，就別去沾惹它。』


Sander13歲時，在勃蘭登堡的一家樂器店裏愛上了巨型有力的低音提琴。它默默地站在一個角落，不起眼，簡單又沉重。Sander說的真的是愛的感覺，好像他的行為無法用理智來解釋。


在他發現低音提琴三年後，他申請到東柏林的一所特殊音樂學校。他開始了一段比學習小提琴或中提琴的人更艱難的學習生涯。但是Sander今天稱它為「貴族低音」：他再也看不上其他樂器。


高中畢業後，他的父母送給他的低音提琴，陪伴他到今天。它來自維也納，這支琴的木色跟它的音色一樣美麗暗沉。Sander經常無眠無休地練習直到指尖之間的神經和骨骼發炎。『現在，』他說：『我終于想贏得一個好職位。』


他真是用「贏」這個字。好像是參加比賽，還是玩彩票似的。一場個人完全無法主導結局的比賽。


音樂家也開始流行服用藥劑Tavor。它不會加快手指的速度，也不會增加血液中的含氧量，這些對音樂家都沒用。Tavor是一種鎮靜劑以抑制恐懼。此外β受體阻滯劑（Beta blocker）也很流行，它能降低心率。每一個年輕音樂家都知道哪裡可以買到這些藥物，也有人甚至稱呼這些藥物為「玫瑰紅眼鏡」，但是沒有人會承認自己需要依賴藥物。


競爭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小型諮詢業務跟著衍生而來：有專門提供音樂家面臨試音的研討會。出版針對試音常考題的樂譜。專門提供給音樂學院的瑜珈課。還有一位來自不來梅的心理教練，他前往樂團院校，提供一個Maria Scharapova網球選手的視頻，他不斷地放映慢動作。顯示她手中如何拿捏網球拍，如何讓網球反覆跳動，啪，啪，直到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之後，她才奮力擊出。


柏林也有一位專門醫療古典音樂家焦慮症的心理學家。他成功引導一位32歲的單簧管樂手，考上計程車司機駕照。一位34歲的音樂會經紀人，學會烹調職司廚師。一名29歲的長號手，終於找到一份工作：管弦樂隊樂器看護。


當Michael Sander被呼喚上場時，電梯突然故障。他拉捧著他的低音提琴上四樓。一步一步呼吸濁重地爬樓好似噩夢一場。當他終于到了大廳門口，耳際傳來悲傷的嗡嗡聲。他的前人還未結束。然後一片寂靜。Sander默默地登場，屏息凝神如同網球選手，直到注意力完全集中，奮力擊出。


表決議程進行的時候，大廳的大門從裏頭反鎖。有時，決定可以迅速作出，有時需要一個小時。有一次甚至測試賽中途被打斷，因為陪審團意見不一致或是認為沒有合適人選。


Yasako Mashimoto在調音房裏剝橘子。Konrad Reber起身打開窗戶。Michael Sander用從美國買來的松香草藥擦拭他的弓。據説那是最好的。


突然擴音器再次迸裂：『請所有候選人上四樓，請勿攜帶您們的樂器！』


候選人必須彈奏一曲能夠顯示「個人魅力」的浪漫樂曲


當樂團董事會代表從音樂廳走出來時，候選人都聚集在大廳當中。他們站在那裡就像是一群等發成績單學生。是神童，優等生，或是獲勝者。他們站成一個半圓形，等待謎語揭曉生命將會走向什麼方向。樂團董事會代表用最快的速度，簡短地喊出第二天上場參加復試的名字。Yasako Mashimoto把髮絲捲向耳後。Konrad Reber直直地盯著地板。Michael Sander的目光求救地投向天花板的燈飾。

評委會是整個樂團，由他們最後投票選出一位他們心目中的未來同事 – 簡單多數表決即成定案

最後整個樂團將投票選出一位他們心目中的未來同事 – 簡單多數表決即成定案。


冷寂的空氣傳出被叫喚的名字。Michael Sander聽到樂團董事喊出『Michael Sander!』。Yasako Mashimoto白等了。Konrad Reber 也沒有聽到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參加復試的候選人必須在淡藍色絲綢幕簾後面演奏。復試時只靠音質決定勝負。候選人不再以名字出現，而是號碼。整個樂團將會出席聆聽。


音樂廳門房把幕簾拉開，兩端用繩子綁好，幕簾才不致難看地凹陷在中間。所有這一切在前一天初試都還可以親眼目睹，現在開始只能暗地猜測。每一位候選人都是淡藍色的影子，一個嗒嗒地走，另個嗶剝作響。一旦步伐輕巧快捷，可想而知是一位女性候選人。


幕後有人拉開凳子，提琴在舞台木質地板上拖曳作響，短短聲響傳來，接著提琴開始震動低鳴。


Michael Sander的影子，從他勇敢冒險的身姿，可以立即識別。他現在要不豁出演奏就什麼都沒了。他之後的這位用有力的音色跟進，這個音色Sander昨天在調音房就聽到隔壁傳來。一位演奏張力十足，卻是用靈魂彈奏的人。還有一個突然走音。另一個聽起來音調太高了。


評委會審議之後，意見不一致。他們決定再來一囘，這次只有兩名候選人。每個人必須彈奏一曲能夠顯示「個人魅力」的浪漫樂曲。


幕簾揭開，舞台一覽無遺呈現眼前。臺上坐著那位彈鋼琴女人和- Michael Sander。他把凳子挪靠舞臺前沿，他的弓觸着琴絃蹦出了第一個音符之後，目光重新投向沒人坐的樓廳。Giovanni Bottesini，一曲令人動心且戲劇性的h小調。評委會讓他盡情彈奏，好長一段時間，好像這樣才能聼出喜悅和顧慮，否則他們為什麼不喊停：他們喜歡看他演奏嗎？還是，他們還是猶豫不決？


『謝謝，可以了！』臺下一位獨奏低音提琴手觀眾喊道。她的臉遠處看來好像是一個面具。

當智利人Gazale演奏完畢
大廳一片寂靜

接下來出現在臺上的人，幾乎跟他的樂器一般高。他不坐下彈，而是站著。這位候選人來自智利，他前一天的演奏，看起來好像他在跟提琴跳舞。當他從後頭摟住他的低音提琴時，此刻看起來又有同樣的感覺，好像他擁在懷裡的蛇腰非凡出色。或許正因如此他才能夠創造出整體強烈有力的音色。當他開始演奏Sergei Koussevitzky的樂曲時，他的捲髮輕彈起來。


這個曲子「有點俗氣」，後來他說他自己也不很喜歡，可是他沒有時間去練熟其他曲子。


Michael Sander在大廳外等候，聆聽他的對手演奏，這位27歲的智利人 Nhassim Gazale的名字他沒聼過，也不曉得他的故事。也是一直到最後時刻，才注意到他。因為其他人都被淘汰了，只有這位捲捲髮進入決賽，沒有人意料到竟然會是他。他來自Curanilahue，智利的一個小鎮，那兒Nhassim Gazale慢慢長大，那裏的老師希望把孩子教會古典音樂。大多數小孩決定拉小提琴，也有人拉大提琴，最後只缺低音提琴和巴松管。


Nhassim Gazale手似乎夠大，老師認為他還會長，所以就給了他的低音提琴。他開始上課也進入小鎮的青年樂團。後來他搬到Concepción，以便加入一個真正的交響樂團。但是由於樂團不是很好，他很快就失去興趣。


每當他陳述這個具有決定性的一天接下來發生的事情，Gazale會像一個害羞的男孩笑起來，好像他惡作劇成功了：他承認，他與他的低音提琴，在智利將不會有一個快樂的結果，於是他開始讀牙醫。牙醫總是有用的。Gazale甚至很喜歡替人拔牙，鑽洞。但是五年後，他的教授竟然沒讓他通過最後一次考試。Gazale重新回到他的樂器身邊，並決定出國。


當時Nhassim Gazale已經25歲，想要開始出國深造音樂，卻是其他人要去樂團謀職的年齡。他申請到柏林一所音樂學院的學位，2009年4月，他坐上飛機來到德國，飛機腹部放著一個木盒，裏頭是他的低音提琴。那是一位木匠幫他特製的木盒，重達50公斤，一個適合飛行運輸的提琴盒，Gazale買不起。


或許這解釋了他的生命之輕。當Michael Sander練習到指尖傷痛時，Nhassim Gazale跑去給人拔牙。


『謝謝你！』獨奏低音提琴手從黑暗的觀眾席上呼喚。Nhassim Gazale停止，不解地微笑，向觀眾席點頭示意，然後也向鋼琴的女子行禮。把他的弓夾在琴弦下，摟住樂器腰部便離開大廳，迅速穿過舞台大門。


這是他第一次試音會。


評委會最後一次開會討論。有人說一個樂團唯一的自由就是選擇樂團的新進成員。曲目安排和巡迴音樂演奏會由管理層和首席指揮負責決定，可是要找到一個新同事則由樂團自己來決定：全權經由民主程序表決。柏林音樂廳樂團的新貝司手僅僅需要簡單多數投票。如果沒有過半數，選舉無效，面試將被取消。


有些樂團最後僅僅選出一位規矩平庸的新同事並非罕事。這個選舉夾雜個人利益，遊說行爲，有時也是因爲害怕競爭，害怕找出一位年輕的同事到自己的樂團 - 即使他的音質其實很適合。


舞台大門外面的燈仍然閃爍不停，『請安靜...！請安靜！』地板上躺著兩件低音提琴，Gazale赤色的和Michael Sander深褐色的。沒有一位候選人想要在自己的房間裡等候結果揭曉。Sander站在他提琴旁邊，揉著手腕，一次次地把目光投向門口。Gazale坐在靠牆上的一個軟墊凳子上。他倆不時悄悄互相投射目光給對方。


再次擴音器動感十足地響起，『Michael Sander和Nhassim Gazale，請進！』


樂團董事，一個開明的人，他還清楚記得他自己試音會的經歷。伸出手祝賀當選人，把手伸向 - Nhassim Gazale。Michael Sander站在旁邊，不知道他的雙臂該伸向何方，像是一個拳擊手比賽完畢，他抖抖臂膀。當 Nhassim Gazale問候他的新同事們時，同時得知，一個月內他將演奏畢生第一曲交響樂，貝多芬第六交響樂。這時Michael Sander的人已經走到外頭，準備去作一次長時間的散步。


就這樣，謀求柏林音樂廳樂團貝司手25名候選人當中的24個人，消失於他們來自的虛無。Yasako Mashimoto，那位日本女孩，還不想馬上打電話給札幌的家人。Konrad Reber，這位住在沒有暖氣的房子年輕父親，在重新翻開畫有笑臉的樂譜之前，想放自己幾天假。Michael Sander則像個遊客似地閒逛在御林廣場上。當他回到音樂廳取他的東西時，放著他低音提琴的房間已被鎖上。